2008南方影展

2008南方影展「嚐新．新導演」林書宇專訪（節錄版）

時間：2008年11月29日 13:40-15:10

地點：高雄電影圖書館

訪談、整理、錄稿：鄭秉泓

林書宇出生在台北，整個小學期間在美國成長，國、高中則是在國立新竹實驗中學就讀，雙語教育環境多少影響他往後作品中不同於台灣新銳導演的觀點與視角。他的第一部短片作品是世新大學廣電系電影組的16釐米畢業製作《嗅覺》，該片曾入圍第34屆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並獲得台北電影獎劇情類佳作及第21屆金穗獎短片佳作的肯定。

退伍之後，林書宇前往美國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的電影製作研究所進修，畢業製作是一部以16釐米拍攝，片長七十分鐘的劇情影片《跳傘小孩》，該片以紀實般的質感呈現他個人對於當地小留學生的觀察，曾入圍第21屆溫哥華國際影展龍虎榜競賽單元，也於台灣第三屆純十六影展中映演。

返台之後林書宇為了更清楚台灣電影的作業環境，開始接任副導演的工作，包括鄭文堂的公視連續劇《寒夜續曲》、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周美玲的《刺青》、鄭有傑的《一年之初》與《陽陽》等。2005年的短片輔導金作品《海巡尖兵》可說是他累積實務經驗之後一次充滿爆發力的成果展示，除了再度入圍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更獲得台北電影獎與金穗獎最佳劇情片的肯定，同時也成為南方影展最高榮譽「南方獎」至今所頒予的唯一劇情片。

2008年，林書宇完成個人首部35釐米劇情長片《九降風》，這部電影在開拍之前已獲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優等劇本奬」及國片輔導金「新人組」五百萬的肯定，完成之後在當屆台北電影獎中獲得評審團特別獎、最佳編劇獎、最佳新人獎及媒體推薦獎，同時也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本、最佳剪輯及年度台灣電影三項提名。

本屆南方影展「嚐新．新導演」專題特別放映了林書宇的首部35釐米劇情長片《九降風》以及《嗅覺》與《海巡尖兵》兩部短片（《跳傘小孩》因片中音樂版權問題無法放映），讓觀眾有機會更進一部深入這位新銳導演的創作核心。

問：導演您好，今天很高興能藉著南方影展在高雄場開幕的機會與您見面。首先可否請您談談從學生製作（《嗅覺》、《跳傘小孩》）到專業短片（《海巡尖兵》）再到正式長片（《九降風》）拍攝，其中最大的差異所在？

林書宇（以下簡稱林）：最大的差別當然是技術上越來越純熟。拍一部電影畢竟不是單單一個人的事情，團隊的專業成熟與否，對於作品的完成會加分許多。比如《嗅覺》的團隊都是同班同學，大家拍攝時一邊摸索一邊成長。我會覺得《嗅覺》與《跳傘小孩》因為是學生作品，所以會比較沒有包袱地創作，不知道什麼是對錯，不知道什麼是好壞，就是心中有一個粗略的印象、概念後，直接去做，沒有考慮到太多觀眾的因素，沒有太去在意拍完後究竟有多少人能看到這個作品。總而言之，就是純粹為了創作而創作。

當然，漸漸的多少會開始想去證明，自己能做到、發展到什麼程度，這也可以說是在為自己的未來鋪路。隨著經驗的累積與野心的增加，我會開始考慮更現實的問題，比如去思考資源有多少、經費有多少、自己該做到什麼地步。

以《跳傘小孩》為例，它沒拿到輔導金，但因為有畢製壓力，所以也只能硬著頭皮去做。當時用16釐米底片，器材是學校提供的，有部份工作人員是加州當地的業界人士，它與《海巡尖兵》花的錢其實差不多，不過它是六十分鐘，一個半長不短的長度。其實那陣子有很多新銳導演的片子都在這個長度，例如《七月天》、《起毛球了》、《城市飛行》、《石碇的夏天》等等。大家都想拍長片，都努力想證明自己有能力可以拍長片，所以我們硬是用短片的經費、模式，去拍出一部長片。這有點「打腫點充胖子」，經費不夠還要硬衝，妥協再妥協，從中試圖找到一個方向，當然成果並沒有那麼成功。

《海巡尖兵》則是故事在我心中想了很久，然後為了配合短片輔導金的期限而去把劇本趕出來。我拍《海巡尖兵》時就堅持用35釐米底片來拍，堅持杜比混音，因為我當時會覺得，我不應該是到了哪天要拍正式的劇情長片時，才真正首度去接觸這些東西，我應該在拍攝短片時就已經對它們熟悉。這算是一個經驗與力量的累積與分配，也可說是為我自己未來拍攝長片時鋪路。

短片跟長片在拍攝心態上比較大的差異，其實在於體力與精神的分配。拍短片像是短跑，處於衝刺、爆發的狀態；但拍長片不一樣，我不能衝一衝、如果生個病就休息一下、再繼續衝……，我必須像是在跑馬拉松，各個環節都需要更細密的規劃。

不過，對我來說有一點是從來沒有改變的。那就是在思考上，以及品味上，我始終靠著直覺去創作。

問：您先後擔任過蔡明亮、鄭文堂、鄭有傑、周美玲等導演的副導，從分鏡討論、選角、勘景、各樣協調等前置工作都參與過。這類經驗對於您拍攝《九降風》有什麼實質性的幫助？

林：我跟鄭有傑因為很熟，所以我跟他合作時，會比較像是他的鏡子，不是去提供他意見，而是擔任一個讓他「自我對話」的管道。其實很多導演包括蔡明亮，都需要身邊固定有人去擔任這樣的工作（有時未必是副導），聽他講，讓他抒發、讓他釐清自己的想法。

身為創作者，最重要的挑戰就是該如何去實現自己腦袋裡的想法。我想執行能力與經驗，就是關鍵所在。《嗅覺》明顯就是缺乏經驗，因為大家都是學生，都還在摸索。而後來的副導經驗，讓我比較知道該如何與工作人員溝通，甚至有機會去挖掘許多連導演也未必能理解的工作人員心態。副導的歷練其實是讓我理解一個團隊的重要性，讓我更常去思考，自己該如何帶領這個團隊，讓每個工作人員都願意配合我，去達到他們自己能力上的百分之百，而不是打了折扣或便宜行事的。

有了副導歷練之後，我再去拍攝《海巡尖兵》，成品在完整性與完成度上自然會更接近我腦袋中的想法。然後這類副導經驗，也讓我對於劇情長片的拍攝不至於太陌生，我會比較清楚每個流程，這當然對《九降風》的拍攝幫助很大，至少我不會太過恐慌。

問：《九降風》的劇本您先是寫出厚厚一疊相當完整的架構與分場大綱，然後交給蔡宗翰去發展對白動作，編寫成正式的劇本格式。我個人很喜歡開場與收場都以棒球來破題，非常大膽，而且執行出來的成果也相當成功。請問最初構想就是這樣嗎？是否經過一再修改？

林：發展劇本的前半階段的確是這樣，但接下來我跟蔡宗翰來來回回相互修改、討論、爭執、嘗試說服對方，基本上就是一段非常漫長的過程。我記得以棒球來開場跟收尾的敘事方式，當初在申請輔導金申時有被評審質疑它的商業元素是否足夠，觀眾是否能夠接受。那時與評審的對話過程，現在想起來還蠻有趣的。

問：台灣電影圈的另一個問題是，能策劃、找錢、幫助一個夢想家（導演）控管預算、實踐想法的專業製片實在不多。《九降風》有香港製片與台灣製片，他們是怎麼合作的？

林：葉如芬是我在擔任《天邊一朵雲》副導時認識的，後來因此請她擔任《海巡尖兵》的製片。當我拿《九降風》去申請輔導金時，她也掛名製片，等輔導金順利申請到之後，她有四處去幫忙找資金，但沒有下文。恰好那時曾寶怡幫曾志偉在台灣物色可能合作的新銳導演，她看了《海巡尖兵》之後就找我出來聊聊，發現我正在籌備《九降風》，就這樣才搭上曾志偉這條線，葉如芬也跟曾志偉開始談台港雙邊製片的計畫。

問：您未來是否有興趣接拍以製片導向而非作者導向的商業類型片？

林：《九降風》推出之後，我陸續接觸過兩類製片人。一類是看準這個台片新高潮時機而想有所動作，恰好《九降風》也在這個風潮裡，所以會約我出來聊聊；另一類則是因為製片自己喜歡《九降風》，所以約出來進一步聊聊。基本上我主要還是看案子本身對我有沒有吸引力，有沒有感覺還是最重要的。

問：您說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對您個人影響很大，我覺得《九降風》確實可以與《牯》片及《麻將》做出連結，比如撞球店尋仇那場戲。可否談談您對楊德昌導演其他作品的看法？

林：《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然不用說了，那《恐怖份子》對我的影響也蠻大的。比較奇怪的是《獨立時代》，那是大學時看的，我並沒有特別喜歡，但至今印象還是很深刻。再來就是《一一》，那真的就是經典，我覺得楊導找到了另一種更接近人心的溫暖。

問：最後一個問題，除了楊德昌之外，有沒有其他導演是您很喜歡的，對您影響很大的？

林：太多了，幾乎每個國家都能講出一個。日本就是是枝裕和吧，自從我看了《下一站，天國》之後，就徹底佩服他。還有我也很喜歡勞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保羅．湯瑪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

問：這麼說來，您說過《九降風》劇本曾有設定另一個「棒球雨」的結尾，該不會就是從《心靈角落》（Magnolia）片尾那場「蛙雨」得來的靈感吧？

林：哈，你這麼講似乎也說得通。

本訪談由於篇幅限制，另一部份將刊載於即將出刊的《電影欣賞季刊》Vol. 137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10—12月）